近期，一起涉及千亿级企业的遗产分配纷争成为公众焦点。

媒体热议中，宗馥莉提交的一份2020年遗嘱副本，声称父亲已明确将境外全部资产留给她一人。

这份遗嘱见证人仅为两名娃哈哈高管，没有家庭成员在场，其真实性尚待法庭认定。

简而言之，这份遗嘱可能会被法院认定无效！

这究竟是为何？我们采访了北京传家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中华遗嘱库家办部联合创始人张大龙。（以下为张大龙律师解读原文）

家族成员不在场，法律效率成疑？

质疑之一：家族成员“不在场”，法律效力必然成疑？

有观点指出该遗嘱签署时缺少家庭成员在场，存在法律瑕疵，由此质疑有效性。

然而，一个关键事实需要厘清：我国《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从未将家庭成员在场设定为遗嘱生效的必备法律条件，更不曾对“出席者身份构成”设置门槛。

反观若亲属强制在场，反倒常常成为法律隐患的来源。

根据《民法典》第1140条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

（二）继承人、受遗赠人；

（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按照传统观念，可能说设立遗嘱家族成员在场才好，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但是，从法律上讲，家族成员在场反倒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家族成员通常与继承人存在利害关系，没有资格担任见证人，他们在场还可能干涉或影响现场，反而不妥。

高管担任见证人，必然失效？

质疑之二：高管担任见证人，是否一定导致资格失效？

本案件中，两位见证人属娃哈哈管理层成员。

舆论普遍推测其作为“宗馥莉的下属”难以客观中立，由此得出“高管作为见证人即可令遗嘱失效”的单一定论。

这种思路虽契合公众感受，却忽略了法律适用本质离不开个案情况的精细辨别。

这里必须重申，《民法典》第1140条明令禁止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担任见证人。

企业高管能否担任见证人在此案中需要具体分析。如果这些高管是宗馥莉或杜建英的下属，存在雇佣或上下级管理关系，那么他们作为见证人的资格就需要审慎判断。

法律审视的关键在于高管员工与继承人（宗馥莉）之间是否形成可能损害客观证明的直接、显著的“利益链”——诸如：

• 是否存在直接而紧密的劳动合同关系？例如是否为宗馥莉直管下属或直属部门成员？
• 是否具有可能受继承结果影响的股权、期权或业绩奖金分配等利益关联？
• 证人是否在物质或职业发展层面高度依赖于该方当事人？

如果仅属于集团不同业务线的管理者，或岗位晋升、薪资评估均不由宗馥莉决策，法官便难以直接排除其作证能力。

职位高低并不天然等同利害捆绑——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存在依赖与控制链条，“高管身份”本身并不能自动使作为见证人失效。

还须补充，并非所有遗嘱类型都强制要求见证人。

根据《民法典》第1134至1138条规定：

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

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

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

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根据《民法典》规定，由此可以总结出，只有录音录像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以及危急情况下的口头遗嘱需要见证人；自书遗嘱有没有见证人并不影响效力，当然有见证人更好。

所以高管出现于遗嘱之中本身并非致命伤，问题核心还是在于是否符合“无利害”的法定要求——是身份带来的利害深度，而非岗位名称决定了最终的合法性。

遗嘱效力究竟如何判定？

目前，该份遗嘱仍待法庭对其完整合法性进行审核，高管作证仅是审查链条之一环。

法院还将综合研判其他核心要素：

真实性审查，该遗嘱是否确为宗庆后本人意愿？签字真伪如何？形成时间是否清晰无误？

内容适格性，遗嘱条款是否符合法律及公序良俗？境外资产处置规则是否冲突于相应国际私法或继承法域要求？

形式完备度，该遗嘱若为代书或打印形式，是否载明具体日期并由立嘱人全程在场核签？若存在多页，每页是否清晰签注？见证人资格与确认环节是否严谨？

此案对公众遗产管理意识而言，是一次震撼的法律教育。

中华家庭伦理固浓，但《民法典》继承编的规定恰恰是为了保护真实意愿不受人伦关系束缚。

家族企业财富传承涉及利益极其庞杂，仅靠亲情默契或企业上下级关系操作极其危险。从订立遗嘱流程到最终遗嘱保管，全程应由专业指导，确保每一步都合规可查。

我们应在身体健康、思维清晰时，及早在中华遗嘱库进行详细咨询，订立遗嘱，并以规范方式保管遗嘱，避免身后家族反目、企业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