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志:这份死亡遗嘱,00后正在抢着写

2023-09-05 09:39 | 查看: 133674

你有想过为自己写下一份遗嘱吗?

 

在这份遗嘱里,你应该写下哪些内容?应该怎样写,遗嘱才会有实际作用?

 

可能大多数人都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在遗嘱库义工王足妹的老家江西,很多市民都会觉得,聊这个话题就是在咒自己死。

 

这确如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观念中所既定的一样,有关死亡的一切都是需要避讳的。

 

而现在,却有数以十万计的人,在挑战这种禁忌。

 

《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2)》(后称:白皮书)显示,十年来,中华遗嘱库已提供遗嘱咨询37万余人次,登记保管25万余份遗嘱。立遗嘱人群的平均年龄从77.43岁逐步下降至68.13岁。

 

其中,60周岁以下人群的遗嘱保管量从2017年的279份,上涨至2022年的3467份,五年间增长了十余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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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遗嘱的人原来越年轻     


我们为什么需要立遗嘱?


为什么立遗嘱的人越来越年轻?


关于遗嘱,除了年龄还有什么变化?为何如此?

 

带着这些疑问,视觉志对话了三位中华遗嘱库的工作人员,试图为遗嘱、为死亡,揭开一层神秘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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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复杂的人性


王足妹是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二城市义工服务站社长。2019年初,她偶然间了解到中华遗嘱库的义工组织,从这里开始了自己的义工生涯,没想到一做就做了将近五年。

 

她接触的第一个客户在北京拥有一套小四合院。由于这是建国前的房产,且涉及到一家四代的分配,房产问题便成为了客户的心结。

 

类似的情况在过去五年的工作里时常发生。


“我遇到过有些人因为房子的事情,几年睡不着觉,他说今天你帮我咨询完了之后,我特别感激你。他会一直握着你的手说太谢谢你了。”

 

“帮助人的这种成就感,是花钱都买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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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遗嘱库社区宣讲活动    


成就感驱使王足妹不断向前,也让她逐渐理解,遗嘱并不是一件只存在于新闻里、伦理剧中的遥不可及的事物。


恰恰相反,遗嘱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它帮助很多人了却心头之患,从而更好地面对死亡。

 

遗嘱师刘千就遇到过许多因没有遗嘱而引发家人矛盾的案例。

 

在一次社区宣讲活动上,刘千遇到了一位情绪近乎崩溃的80多岁的老人。


老伴去世后,因为没有遗嘱,财产被法定继承给了自己,以及并不孝顺的孩子。老人很担心自己住的房子会被孩子变卖掉,在焦虑中过上了并不安宁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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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千为参观遗嘱库的学生做讲解    


“你对咱妈不好,凭什么分这么多!”这是刘千接触的另一个家庭中常常上演的冲突。


家里的老人因为拆迁分到了20套房,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均分给了6个孩子,而这就埋下了隐患。

 

兄弟姐妹间对各自照顾母亲的好坏程度争论不休,也因此无法就房产分配的方案达成一致,打了三年官司至今,和气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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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地说,我们需要遗嘱,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也不能轻易挑战人性的底线。


当临别之际留下的心愿无法获得法律的保障,那心愿能否实现就只能成为未知数。

 

面对复杂的人性,这是每个遗嘱师都要必修的一门功课。但即便立定遗嘱,也无法规避所有的争锋。

 

遗嘱师高云龙遇到过一位老人,他将所有遗产留给了自己的儿子,但自己最后的养老生活都是在女儿家度过的。


不满的女儿为此投诉了半个多月,声称遗嘱是她哥哥骗着老人立的。


“大家都理解她的心情,也尽力安抚她,但遗嘱里已经这么写了,确实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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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云龙(左一)接受市民的感谢    


刘千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因为父亲把遗产全部留了了哥哥,一位50多岁的市民打了7年官司。


一审、二审判决都是败诉,无奈之下他来遗嘱库闹事,将这里视为他最大的敌人。


如今的他,看起来已经像80多岁的老人。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遗嘱反映出人性复杂的一面,也无法完全对抗人性的复杂。

 

但遗嘱至少提供了一个方案,最大限度地避免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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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遗嘱寄托了每个人对这世间的感情,无论是高云龙还是刘千,都表示这份工作更多时候让他们感到温馨。

 

有103岁的老人和80岁儿子一起立遗嘱。


有21岁的儿子出国留学之前和妈妈一起立遗嘱,将财产互相赠予。


有在单亲家庭里吃百家饭长大的女生,在21岁实习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立遗嘱把工资卡留给对自己非常好的表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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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千在工作中获得好评   


在无数个客户的笑脸和眼泪中,遗嘱不再只是一纸冰冷的文书,更不是对一种死亡的诅咒。

 

而是人活一辈子,那些最放不下的情感的高度浓缩,是对深爱之人说的最后一句“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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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门槛”的遗嘱


而要立定一份遗嘱,并不算是一件简单的事。

 

明确自己的意愿后,至少需要去两次遗嘱库。


第一次,遗嘱师会了解客户的资产情况、分配意愿。


约三个月之后的第二次才正式拟定遗嘱、签字、录音录像,等待生效保存。

 

在整个过程中,当事人的自愿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也因此,遗嘱立定存在一定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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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足妹曾接待过一名患有白内障的客户,在核对文本签字的过程中都很紧张,也因此没有通过确保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评估。

 

这意味着老人无法立定遗嘱,而子女也就无法根据设想的情况拿到财产。


于是子女便开始着急闹事,“老人一下子记不住不是很正常吗?你们这不是为难老人吗?干嘛对我们卡那么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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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一系列门槛的重要性所在,遗嘱的拟定要最大程度保证体现当事人的意愿,而非利益人或其他人的意愿。

 

高云龙表示,如果在咨询过程中感觉到老人可能受家属控制,或者并不自愿,遗嘱师也会将其婉拒,或者将家属请出咨询师,与老人单独沟通。

 

在自愿性之外,一份遗嘱的严谨程度也十分重要。尽可能避免产生歧义,才能更大程度确保遗嘱的执行。

 

例如,一些人因为避讳,会用“百年后”代替“去世后”。


百年是写完遗嘱的百年,还是死后的百年?是一百年还是几百年?


这样的文字在法律解读层面就有很多空间,并不利于遗嘱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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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云龙为前来参观遗嘱库的学生做讲解    


类似的情况还可能发生在同音字的误读上。


有的人选择用视频录制自己的遗嘱,此时“我的遗产全部给我的儿子”光从声音来判断,就可能会产生“全部给”和“全不给”两种解读。


也因此,高云龙更推荐大家采用文字遗嘱而非独立的视频遗嘱。

 

但与这些相比起来,实际操作中更复杂的情况是,普通百姓对于遗嘱可能存在很多误区。

 

刘千经常收到市民这样的提问:“短视频里说我的独生子女不能全部继承我的遗产,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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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情况并不一定发生。倘若当事人的爸爸去世时,当事人的爷爷、姑姑、妈妈和自己都在世,那根据法定继承,其爸爸的遗产将由爷爷、妈妈和自己继承。

 

这样的情况下,未来爷爷的遗产会有一部分被姑姑继承,所以才出现了爸爸的部分遗产不能继承给当事人的情况。

 

但现实生活中,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形是少见的,所以上述情形出现的概率也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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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遗嘱库举办的社区讲座,为市民辨识误区    


为了让矛盾看起来更加激烈,这些视频往往会省略了很多前提条件,却让很多百姓形成了错误认知。


现实里,每一家人因为实际情况的不同,在遗嘱拟定过程中会有非常多区别。

 

从这个层面来理解遗嘱,它更像是一份社会关系的凝缩,透过遗嘱我们看见一个鲜活的个体生前与这个世界产生的亲密联结。

 

遗嘱不仅在诉说着我们将如何离开,更代表着我们曾如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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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探变化的社会


遗嘱的不同,不仅体现在家庭的不同中,更体现在人群的不同中。

 

例如在性别比例上,白皮书显示,56.6%立遗嘱的人群都是女性,这一数值在60岁以下中青年群体中则更高,为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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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千表示,一方面,女性的平均寿命更长,所以高年龄段群体中,女性立遗嘱更多。

 

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女性心思更加细腻,风险意识更强,所以立遗嘱的中青年群体中,能看到更为明显的性别差异。


在他的工作经历中,经常遇到一些大爷认为没必要立遗嘱,但被自己的老伴带过来咨询。

 

相比性别差异而言,一个更加明显的趋势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为自己立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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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源:微博截图     


2022年3月,话题#00后把游戏账号列入遗嘱#登上微博热搜,引发广泛讨论。


这既体现出遗嘱立定人群的年轻化趋势,也体现出新一代青年群体正在经历的新时代发展变化。

 

截至去年年底,中华遗嘱库共收到458份涉及虚拟财产的遗嘱。


除了QQ、微信、游戏账号外,虚拟货币、淘宝网店已成为这一人群的重要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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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源:微博截图     


另一个在中青年群体遗嘱中凸显的特点是,他们将财产分配给非法定继承人,例如同事、朋友的情况明显高于60岁以上群体。

 

这可能是因为这一代人在时代的快速发展下所经历的代际差异更大,与家人亲戚的情感复杂程度更为明显,也更注重个人的发展与价值。


在刘千的工作经历中,就接待过许多想将财产留给朋友,或是捐给寺庙、基金会的年轻人。

 

高云龙也表示,现在有许多不婚族、丁克族来立遗嘱,会选择将财产留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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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源:微博截图     


还有很多人想把自己的宠物写进遗嘱里,但因宠物也是生命,涉及到比较复杂的伦理争议,尚不能被当作资产进行分配,只能委托他人照顾。

 

从这些内容上的区别,我们发现,遗嘱像是一个观察社会的窗口,透过这扇窗,我们能看见这个世界正在一次次破裂重组中生长出新的特点。

 

疫情期间,一些奋战一线的医生选择为自己立定遗嘱。


去年端午,上海一名社区医院的30岁医生找到遗嘱库,因为职业特殊,过去几年他四处支援,无法很好地兼顾家人,所以想把自己老家的两套房子都留给独自处理家务事的姐姐。

 

离婚冷静期实施后,一些人为了防止意外导致遗产继承纠纷,所以先立遗嘱将财产分割明确,出现了“离婚不成,先立遗嘱”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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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源:微博截图     


随着时代的发展,遗嘱渐渐被更多人正视与接受。


但王足妹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中,对遗嘱的理解仍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北上广地区进行宣讲时,她会发现市民的接受程度都比较高。


但去到河北、江西等地方宣讲时,市民们的契约意识则更停留在口头上的承诺,似乎只要家人之间提前说好了,就没有立定遗嘱的必要。

 

与此同时,资源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小城市的一些居民想要立定遗嘱时,却发现当地并没有合适的机构或组织提供专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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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遗嘱库在南昌举办的社区活动    


遗嘱向我们不断展示这个社会发展的侧面。


在遗嘱的变化里,我们能看见这个社会对死亡的讨论在向一个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但仍然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2022年,中华遗嘱库近5万名义工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580余次公益普法讲座。


我们也期待,在正视死亡和遗嘱的道路上,每一次小小的风浪,都将改变潮水涌动的方向。


加入遗嘱库的工作之后,王足妹、高云龙、刘千都为自己立了遗嘱。

 

被问及这么做的原因时,他们会提到分配财产、避免纠纷这样的关键词。


但透过他们在工作中接触的人与事,我们能窥见的是,在看似工具理性的遗嘱背后,恰恰是无数个感性时刻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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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妥善地分配财产、避免事后的种种纠纷,对我们而言,遗嘱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我们每个人能为自己所做的最后一次选择。

 

在选择的背后,一份遗嘱既承载了我们对这个世界复杂的情感,也浓缩着我们的社会关系网络。

 

高云龙至今也记得自己接待过的失独家庭,因为想到逝去的子女、不知道遗产还能分配给谁,当事人从咨询开始哭到了结束。

 

还有残障子女的父母,规划遗嘱时恨不得帮孩子把每一个细节都确定好。


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关头也还在为孩子掏心掏肺,“那种钻心窝子的感觉,看着真的让人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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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冻症患者在做遗嘱咨询    


既感受人性的冷,却也总是被暖的那一面治愈,或许这就是遗嘱师这份工作最吸引人的一面。

 

透过遗嘱,我们窥见人在临别之际,对世界上他所关心的人留下的深情寄托。

 

正视遗嘱,是在深爱的人离开之后,我们仍然选择了铭记,而非遗忘;

 

是敢于讨论死,更能领悟生。




*除特殊标注外,图片均源自中华遗嘱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