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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女白领吐槽浪潮,《我的姐姐》不仅仅是男尊女卑

2021-4-16 10:41| 发布者: manager| 查看: 264| 评论: 0

摘要: 我国社会已经全面小康的背景下,兄、姐牺牲自己的前途照顾弟、妹是否仍然有必要?

近日,张子枫主演的新电影——《我的姐姐》火了,票房破5亿,大家有看了吗?今天,我们邀请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聊聊这个话题。

 

我国社会已经全面小康的背景下,兄、姐牺牲自己的前途照顾弟、妹是否仍然有必要?这种法律和道德要求是否已经过时?这种选择是否是对弟、妹最好的选择?政府和社会该做点什么?

 

电影《我的姐姐》所揭示的家庭伦理与个人诉求的冲突背后,给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

 

我们如何才能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政府、机构、公众、法制的力量应该在其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既能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给弟弟一个安全、和谐、健康的成长环境的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释放社会生产力,让姐姐这样的青年才俊有能力为社会和国家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01“我有自己的生活,不能一直围着他转”

 

《我的姐姐》是一部很现实的片子。开场就抛出一个残酷的命题。一场车祸中,一对夫妻丧生。女主角姐姐不单要承受亲人去世的痛苦,还要考虑尚上幼儿园年幼的弟弟的扶养问题。

 

留在家乡扶养弟弟?还是追求自己的梦想?姐姐安然果断选择了后者。

 

然而,周围所有的亲戚,轮番上场“道德谴责”,表示“长姐如母“,姐姐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弟弟好好养大。软硬兼施,一定要让她养弟弟。

 

事件曝光后,广大网友也谴责姐姐为了自己的追求而“卖弟弟”。

 

然而,深入到这个家庭的前因后果,观众发现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不道德事件。

 

02现实版的《我的姐姐》

 

00后女孩养三个弟妹,压力太大跳河了

 

现实生活中,还真存在这种情况。

 

近日一条“20岁女孩需养三个弟妹欲轻生”的新闻报道,瞬间冲上微博热搜,引起网友热议。

 

一名20岁的杭州女孩小刘欲跳河轻生,最后被邱警官救了上来。

 

小时候父母离异,早早背井离乡打工拉扯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长大,生活的重担都压在这个小姑娘肩膀,不堪重负。

 

“其实我已经不止一次想过自杀了......”病床上,小刘一边哭着,一边将双手拿出来给邱警官看,两只手腕上数十道割痕。

 

网友纷纷称这是现实版“我的姐姐”,对这位姐姐的经历心痛不已:

 

 

03法理、情理、治理:社会变迁下的选择

 

法律上,姐姐是否有抚养弟弟的义务?

 

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表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五条规定:

 

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扶养的义务。

 

由兄、姐扶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妹,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姐,有扶养的义务。

 

简单来说,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父母死亡或无力抚养。

 

2.兄姐有负担能力。

 

3.弟妹未成年。

 

也就是说,如果认真起来,工作了几年的姐姐虽然自身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但还达不到负担不起的地步,因此电影中的姐姐是不能不扶养弟弟妹妹的。

 

如果强行遗弃弟弟妹妹,姐姐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对未成年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那么,姐姐是否因为抚养弟妹的义务,而放弃去北京读研究生追求人生幸福的机会?应该怎样去看待这个问题?

 

陈凯表示,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社会和法治更重视强调刚性的法律和严格的道德规范,压抑个人的利益诉求,从而维护社会的基本公平和稳定。因此,几千年来中国传统观念要求兄姐出于道德而牺牲个人发展机会。中国儒家所提倡的“克己复礼”和“牺牲精神”也由此而来。

 

在物质匮乏的背景下,如果兄姐拒绝履行法律和道德义务,在个人和家庭、社会层面上,一般会遭到严厉的谴责和处罚,这种刚性的执法、道德的压力,来自于维护社会基本正义底线的需要,因而必定会牺牲兄姐的个人利益。

 

如今,我国社会已经全面小康的背景下,这种牺牲是否仍然有必要?这种道德要求是否已经过时?这种选择是否是对弟弟最好的选择?政府和社会该做点什么?这成为许多都市女白领,特别是虽然身处大城市,但在老家还有年迈的父母、弟弟妹妹的一批人,她们惴惴不安、义愤填膺的一种隐痛。

 

理想中的解决方案,是既能让弟弟健康安全地茁壮成长,又能让姐姐抓住自己人生发展的机会。这种解决方案的出现,需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解决弟弟的抚养问题:

 

第一,送养家庭的选择。在过去,收养的目的是养儿防老,送养就意味着与原生家庭决裂,这种绝情的传统型送养是大多数人谴责姐姐的潜台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都市里有许多富裕家庭收养孩子更多地出于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精神追求,因此并不禁绝养子女与原生家庭的来往。这种情况下,即使姐姐把弟弟送养,也仍然可以对弟弟进行关心、探视和精神扶养。

 

第二,公益力量的参与。父母双亡的未成年人需要社会爱心人士的关心,通过社会捐赠解决一部分实际问题,杜绝前文所说的姐姐因为需要照顾三个弟妹而跳河自尽的事情发生。除了给予物质资助,公益爱心人士的精神关怀也能更好地保证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第三,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相关机构对此类家庭进行经济支持或者提供帮助,福利机构履行维护未成年人生存和教育权利的义务。正因为政府的缺位,才导致了前文中的姐姐跳河事件的发生,避免这种悲剧,需要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四,监督机制的设置。对收养家庭予以监督,通过法制保障防范道德风险。电影中姐姐曾经把弟弟交给舅舅收养,但舅舅沉迷于打麻将,对弟弟的成长极为不利。如果没有监督机制,将使未成年人处于风险之中。

 

另外值得提示的是,如果父母亲应该提前写好遗嘱,在遗嘱中指定弟弟的监护人,并进行相应的财产赠与,设置相应的监督机制,无疑将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避免法律与道德的纠结,维护弟弟的人身安全。

 

在一个社会治理体系完善的现代社会中,政府、机构、公众、法制的力量应该在其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既能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又能最大限度地释放社会生产力,让姐姐这样的青年才俊有能力为社会和国家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电影《我的姐姐》的故事背景选择在中国的一个二线城市,既有大都市的繁华,又有传统家庭和社会生活的深刻烙印。

 

离开这个背景,讨论就变得没有意义。

 

如果故事发生在某个国际大都市,或者发生在落后的贫困地区,那么选择是显而易见的。

 

大都市里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大量家境优越富有爱心的无孩家庭可供选择,有完善的法治环境予以保障。

 

姐姐有自己的生活压力,带着弟弟生活不但无法给弟弟更好的成长环境,甚至可能引发严重的心理问题和生存难题,送养可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同时,这种送养也不同于过去那种收养人的目的在于养儿防老,送养就意味着与原生家庭决裂的传统型送养,收养人以追求精神体验为目的,并不限制甚至会欢迎姐姐的来访,姐姐仍然可以对弟弟予以关爱和精神抚养。

 

如果发生在贫困地区,那么姐姐从任何角度,都负有牺牲自己的义务。

 

正因为电影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一个发展中的城市,一个嬗变中的家庭,这才出现了选择难题。

 

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冲突,模式的选择,现实的纠结,到底姐姐该不该管、能不能管、如何去管,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如果仅仅用道德把这道题的答案放在姐姐一个人身上,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共识和答案。

 

这也是为什么电影最后用了开放式的结尾的原因。

 

电影表面上是男尊女卑的传统问题,但实际上是给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脱离原有的体系,给弟弟一个安全、和谐、健康的成长环境的同时,让姐姐的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

 

祝福姐姐,祝福弟弟,祝福每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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